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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官网】陕西教育系统热议习近平在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

  • 2019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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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卢黎歌、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苟昭赟、陕西科技大学老师李萌、西安兴华小学教师王良四名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会。陕西教育系统干部教师通过收看央视《新闻联播》学习会议精神,热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宝鸡市】宝鸡市金台中学思政课教师王丽霞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开好中小学思政课的极端重要性,为各级切实抓好中小学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让全体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感觉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切实增强了讲好思政课的内生动力。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应进一步加强学习,严格自律,不辱使命,自豪骄傲地上好每一节思政课,用堂堂正正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引导他们增强“四个自信”,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麟游县镇头初级中学思政课教师赵华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了思政课教师的士气,点亮了心灵的明灯,更有信心、有激情的干好本职工作。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引,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保持家国情怀,提高综合素养,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教好教活思政课,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奋斗者。

【咸阳市】咸阳市礼泉县叱干学校教师王亚静说,边远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育,要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落实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统一要求,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

【商洛市】商洛市小学教研处主任杨鹏莉任教二年级《道德与法治》。她认为政课教师首先要为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其次要有信仰,保持政治清醒;然后还要有情怀,热爱学生。在平时的教学中善于利用科学的教学方法,联系生活实际,用兴趣来引导小学生学习这门课程。商州区第二小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品德与社会学科教师冀萍谈到自己的收获,她说,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振奋人心,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思政课教师要积极挖掘各科教材中的德育资源,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系列活动,切实做到管理育人、教化育人、引导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努力。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商洛分校教师赵涛认为,真实的东西才有生命力,真实的故事也是最感人的。思想政治课要切忌假大空,不说大话、空话、虚话,要讲真话、实话,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

【韩城市】韩城市实验中学政治课教师薛亚妮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这句话让我深深地觉得作为中学思政课老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忘总书记的嘱托,守正创新,为学生高举理想和信念这杆旗帜,以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襟,广阔的视野感染和熏陶学生,让中学思政课真正成为引领学生人生方向的重要阵地。韩城市象山中学政治课教师刘振荣表示,自己深刻感受到了思想政治教师所担负的责任。育人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修养,更要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使他们拥有爱国情,强国志,并付诸实际行动。

【神木市】神木市大柳塔初级中学思政课教师李慧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日常教学工作中,要以身作则,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做学生喜爱的人。神木市第七中学教师刘美军说:中国故事是做好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源头活水。在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政治课教师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特别是要讲好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深入挖掘改革发展实践中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以文化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增强学生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心,激发和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西安交通大学】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苏玉波教授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深切关怀。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用心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做到在马信马、在马言马;进一步完善集体备课、示范培训等方法手段,不断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努力打造一支立场坚定、功底扎实、有理想有情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进一步推动课程建设,不断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内容形式、方式手段,让理论更加接地气、更加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生李晓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凸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中的重要作用,在青少年“拔节孕穗期”的重要意义。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是我们理直气壮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坚持“八个统一”的要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思政课教师是自己未来的职业理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专业自信,同时也使自己深感未来责任与使命的重大,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成为学生喜爱的思政课教师,将是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8年高校思政课教师影响力提名人物、2017年陕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夏永林教授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而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人才培养。作为“执育人之牛耳”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作为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贯彻立德树人原则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特有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继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大会之后,再一次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是我们党对于新时“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的新要求和新部署,作为思政战线的一名老兵,既感到兴奋,也倍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书写好我国教育的奋进之笔贡献自己绵薄之力。

【陕西师范大学】该校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晓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所谓守正,就是要坚守思政课所固有的思想性和理论性这一本质属性。所谓创新,就是要让思政课的这一本质属性以富有亲和力和针对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亲和力要解决是学生的接受方式,针对性要回答的是学生的认同问题。只有把守正的底线和创新的时代要求相结合,才能创造地推进新时代思政课程的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亚泽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规律,对新时代的思政课建设提出了系统指导意见和明确要求。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张亚泽认为,作为思政课老师要上好思政课:一是不断提高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做到真懂、真信、真爱。二是在教学过程中以做到以“八个统一”为遵循,切实提高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三是以做学生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为使命,以扎实的学识、殷殷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人格,做好立德铸魂工作,为学生的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长安大学】该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刘吉发说,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备受鼓舞。作为西部高校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北大学】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高校思政课教师2017年度影响力人物王强说,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而高校思政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所以办好思政课意义重大。办好思政课重点在领导重视,关键在思政课教师。高校领导不仅应该是大教育家,而且应该是大政治家,鼓励和支持思政课教学探索,形成思政工作的大格局。思政课教师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真信、真懂,要“乐教”;而且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不断推进教学改革,要“善教”。为此要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 ;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 。

【西安理工大学】陕西高校思政教师大练兵思政课程教学标兵、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主任陈文林谈道,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责任重大。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人才,思政课教师首先要过得硬。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是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谆谆告诫,也是确保学生喜爱思政课、受益思政课的重要前提。最后,办好思政课,核心在创新。创新是彰显思政课生命力、增强思政课实效性的内在要求。守正与创新,是一对辩证法,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价值性和知识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主导性和主体性、灌输性和启发性、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辩证统一,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陕西科技大学】“作为陕西省教师的代表,我参加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该校学工部副部长李萌说,新时代如何上好思政课,如何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总书记给我们上了非常精彩的一场“示范课”。无论是对于思政课教师的“六点要求”,还是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八个相统一”,完全是站在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局高度,站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不仅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深刻,理论性、指导性极强,还语重心长、深入浅出、幽默睿智,充满着哲理性与思辨性。作为一名高校学生工作干部,我更加自信的认识到,我们就是思政教师,也更加深刻的了解到,思政工作的业务就是政治,就是要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做到“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帮助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该校机电工程学院刘庆立副教授是一名机电专业课教师,他认为,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在专业课程中如何融入思政教育,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是新时代赋予我们专业课教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担当。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曹波俏说,塑造一代新人的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使青年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西北政法大学】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魏齐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之后,中央站在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站在培养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新人的未来维度,又一次论述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讲话是向全国思想政治工作者发出的动员令,所有思政人深感无上荣光又倍感使命神圣,一定要按照总书记寄语的六要严要求,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宽,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努力成为“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人。

【西安邮电大学】陕西省思政教师大练兵课程思政教学标兵、西安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黄琼丹副教授说,作为陕西省思政教师大练兵课程思政教学标兵,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会牢记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总书记对教师提出的六点要求和八个“相统一”为行动准则,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挖掘通信类专业课程的思政资源,在专业课中融入爱国情、强国志与报国行,担起思政担,讲有温度、有情怀的专业课,把无形的思政魂注入有形的专业课中,在引人入胜中潜移默化,和风细雨里润物无声,把真善美的种子不断播撒到学生心中。

【商洛学院】该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龙强教授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的纲领性文献。第一,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关键“的论断,明确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定位、建设主体与工作重心。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第二,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六项素质”的要求,为思政课教师的准入、培训、评价、考核、使用、进退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全体思政课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基本方向。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是思政课教师搞好言传的基本条件,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是思政课教师搞好身教的必然要求。第三,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八个坚持”的阐述,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辩证法,是指导思政课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全方位改革创新的行动指南。政治性和学理性的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新时代思政课教材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基本特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改革方向。

【西安航空学院】该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健康教授表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召开,开启了学校思政课建设的新阶段,对于未来学校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抓住“拔节孕穗期”,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坚持“六个要”,发挥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做好“八个相统一”,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都为思政课进一步改革发展、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明确了方向。下一步,该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将认真组织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握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创新思政课教育教学方法,使思政课真正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

【西安培华学院】学院学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静远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习近平总书记的形象比喻,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我们开展思政教育的殷切希望。正所谓,“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影响学生,”辅导员们要学会潜移默化、因势利导的运用思政课程理论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不教条,不灌输,让学生通过身边故事思考理想、责任和使命,知行合一,做奋斗者。

【西安思源学院】西安思源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元建基表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老师传授理论固然重要,开启学生精神上的觉悟同样重要。价值塑造是立德树人的核心环节,思政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把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统一起来,既体现知识性,又体现价值性,这样才能真真正正把思政课讲好,才能真正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该院思政部教授许建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新要求,既切合实际,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成长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是每一位思政课教师都应努力践行的重要遵循。”该院思政部青年教师贾宇激动地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专程出席这个座谈会,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政课的高度重视。作为思政课教师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一定要深刻学习领会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做好思政课教学工作,努力把思政课上成让学生终身受益的课。”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主任李新萍教授说:“这次会议是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中央有关教育工作的重要会议,而且主题明确聚焦到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充分说明了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教育的深厚情感和高度重视思政工作的雄韬伟略,也充分说明了思政课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责任重大。总书记说思政课教师成长要做到“六要”,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做到“八个相统一”。这既是对思政课教师成长、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要求,也是当前思政课存在的主要问题。上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作为教指委高职高专分指委委员,我深感责任重大,充分感受到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的关心重视和殷切期望。今后,我要继续和众多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教师们一起,结合职业院校实际,充分挖掘行业企业文化、地方文化等与学生职业素养紧密结合的教育资源,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和大家一起做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上好职业院校思政课,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主任吴兵团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这正是近年来该院思政课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该院早早形成了院级领导带头听思政课、讲思政课的良好工作机制。今后,该院思政部将继续勇担思政大责任,将思政课程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奠基工程”,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铸魂工程”,培养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塑人工程”,培养时代新人的“素质工程”,教育引导该院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道德水准、掌握学习研究方法,最终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该院思政课教师认真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新闻报道,纷纷表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一门课程召开座谈会,在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导向,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既深受鼓舞激励,又深感责任重大。陕西省思政课教学能手、该院思政部教师张宇晴副教授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思政课的重要意义、根本目的和创新方向,我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学习与思考,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和感染力,以高质量的教学发挥好思政课在学生成长中的引领作用,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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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而厚重的中国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理论渊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在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首要在于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含义。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文化“即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据此,我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如下含义,即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现实借鉴价值与重要启示意义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之总汇。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以博古通今的深厚学养和高瞻远瞩的如炬目光,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关注与审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传承、转化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转化与发展 (一)“德法合治”治理理念的传承与发展 道德和法律作为规范人之行为的两种主要方式,历来为我国国家治理实践所重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德法合治的治理传统。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即以“明德慎罚”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强调在治国理政时关注民生疾苦,注意民心向背;强调在运用法律手段制裁违法行为的同时,充分发挥道德的示范、教化和引导作用。西汉时期,董仲舒在继承“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荀子“隆礼重法”的学说与阴阳五行理论,提出了“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方略。董仲舒在论证德刑关系时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是故“大德而小刑也”。此后,“德主刑辅”论被汉武帝采纳进而确立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唐代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中发展了前代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将道德与法律界定为“本”“用”关系,突出强调了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明代思想家丘濬亦认为:“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作为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对于稳定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促进传统法律文明的建构与进步,曾经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思想道德的问题。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更深厚的基础。”总结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执政经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传统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进行了传承,并作出了创造性发展。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我们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集中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指出:“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并且新增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一文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从而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上升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上述关于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阐述和表达,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就国家治理方略的选择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坚持道德与法律相互为用,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就国家治理理论的实践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赋予了德法合治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道德,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道德;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法律,是体现全体中国人民意志的法律,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保驾护航的法律。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拓展了德法合治的适用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同时,着重强调了要将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运用于党的建设、法治人才培养和乡村治理,为德法合治治理理念的贯彻落实开辟了新路径,提出了新要求。最后,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从总体上讲,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礼治的价值位阶高于法治、刑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则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强调法治的主体地位,强调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建设法治中国。 (二)法治论断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拥有浩如烟海、体系严密、思想深邃的传世典籍。通过历代传承、阐释和应用,这些典籍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深刻地形塑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观念。传统典籍中蕴含诸多关于法理、法律、法治的经典论断,这些论断所构成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至今仍对人民群众法律心理的形成、法律意识的倾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中援引了诸多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截至目前,直接阐述法治问题的经典论断多达16处。从时间跨度而言,这16处论断的著述涉及春秋战国、汉代、三国、唐代、北宋、元代、明代等七个历史时期,横跨1900余年。从所属学术流派而言,这16处论断主要出自儒家与法家的思想观点,引述频次最多的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观点。从思想类型而言,这16处论断主要来源于以改革事迹彪炳史册的人物之思想观点,譬如商鞅、韩非子、王安石、张居正等著名改革家。这些引述所体现出的总体特点与基本规律,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以豁目开襟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锐意革新的姿态广泛借鉴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的丰富法治思想,切实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者。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又赋予了相关论断以时代特色与当代使命。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引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此为张居正上疏明神宗实行“考成法”时提出的著名观点。习近平总书记用以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商君书》中的一句话:“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为《商君书》中关于法治建设应当遵循国家、社会、民众实际的经典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借此说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引用“法之不行,自于贵戚”这句话。此为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遭遇来自太子和保守贵族的阻力时对秦孝公的建言。习近平总书记借此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三)中华法系之法典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作为世界著名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意识和法律实践活动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薪火相传的有形载体。先民重视立法、强调发挥成文法的行为规制功能,使中华法系具有浓郁的法典文明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体现在对中华法系之法典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上。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悠久的法典文明传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中的这段记载虽不能证明中国奴隶时代即有《禹刑》《汤刑》之类的成文法,却反映出早在中华文明发轫之始,统治者即重视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社会管理。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李悝总结诸侯国变法经验、整合诸侯国立法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大一统的秦朝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秦律,基本达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汉承秦制,萧何损益秦法,作律九章,奠定了两汉四百余年法制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国家分裂、时局动荡,却诞生了《泰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封建成文法典的杰出代表。隋唐鼎革,长孙无忌等“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沿波讨源,自枝穷叶”,撰著《永徽律疏》十二篇,成为中华法系法典文明的巅峰之作。此后,宋、元、明、清时期“折衷往制,垂宪万年”。我国法典文明的历史传统与立法模式得以历代相承,并对当代法律创制产生直接影响。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亦有着以“典”命名法律规范集合的固有范式。《说文解字》说:“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许慎认为“典”是“五帝之书”,“典”字即是表示书册在案几之上的象形字,并且具有尊贵的地位。《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表明晚至殷商即以“典”表示书册。“典”直接具有法典的意蕴至少可追溯至周代。《周礼·大宰》记载:“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此处的“典”应释为治国理政所依据法令之总和。中国古代最早直接以“典”命名的、具有法典性质的典籍则是《唐六典》。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张说、张九龄等人奉玄宗之命,以开元官制附会周代六官撰成《唐六典》。尽管学界对于《唐六典》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唐六典》开启了古代王朝以“典”命名官修法律典籍的历史当无疑义。此后《元典章》《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的编纂与施行,均是这种历史传统长期延续的重要体现。20世纪初,在西法东渐的背景下,中华法系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逐步解体。然而,法典文明的历史传统和深刻影响却长期存续于法律创制、司法实践和法学教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法典的编修历程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制定民法典,终因历史的原因而未竟全功,编纂一部民法典成为几代民法学人和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法治梦想。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先后制定了《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等民事单行法律,“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民意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高度重视民法典的编纂工作。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作出了“编纂民法典”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推动编纂民法典的工作。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编纂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这一历史性的法治成就终于圆了中国人民的百年“民法典之梦”。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别审议了民法总则、民法典各分编、民法典3个草案,“对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编纂实施民法典,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 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论断形成的若干重大历史节点 (一)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正是在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滋养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论断。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是突出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气派的必然选择。其一,要挖掘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对待中华法律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了审慎而辩证的态度。一方面,中华法律文化蕴含着诸多超越时空而历久弥新的先进理念。譬如“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重德思想,“刑罚世轻世重”之根据社会形势调整刑事政策的思想,“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的审判精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的审判方法等。另一方面,中华法律文化因其历史局限性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等级秩序,以“族诛”“连坐”为方法的犯罪预防,以“重狱轻讼”为主旨的司法理念,显然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在挖掘的基础上鉴别,在鉴别的基础上弘扬,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华法律文化的正确态度。其二,要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法律制度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将其内化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在对中华法律文化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从法学一隅走向哲学社会科学全局,实现了重大的思想升华与理论创新。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现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成为法学研究服务的目标。”作为一门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特色法学的构建,亦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宝库,坚定文化自信。同时,充分重视总结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法治成果。坚持借鉴国外法律文化的有益成果。坚持面向未来,不论是古为今用,抑或洋为中用,都要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法学,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原来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针作了深刻阐释与创造性运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是要“不忘本来”,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认真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法治实践,充分利用好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资源和实践资源。二是要“吸收外来”,既要立足本国法治建设实际,又要开门搞法治建设,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借鉴不是模仿、不是套用。“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三是要“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为重要抓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 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初步提出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滋养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想,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直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思考和强调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通过在不同场合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充分的表达与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坚定传承者与弘扬者。 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有利于着力完善法律体系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开展立法工作,完善法律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列子·天瑞》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重民、恤民、保民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先民很早就注意到,法律并非神的创造和意志,法律应当彰显人的价值、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尚书·夏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代即形成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春秋时期随国的季梁也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此外,体恤民情、宽以待民的慎刑思想,亦是中国古代先民在法制建设中所倡导和实践的价值理念。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汉初统治者亦体悟到“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唐初在制定《武德律》时“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清代雍正帝认为:“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心本宽仁。”坚持从实际出发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法制建设应遵循自然规律、天理人情的文明因子。作为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管仲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明确作出了物质丰富、经济发展是国家法制建设之基础和前提的重要判断。商鞅主张立法应针对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不必拘泥于旧法度和旧道德。“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国君应当“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子强调因时制法,与时俱进。“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张居正亦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上述饱含改革与发展思想精华的论断,对推动当代法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人民群众高质量法治资源供给的迫切需求,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方面创造了新思维,打开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效。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努力也不应有止境。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借鉴,以提高立法质量为重要抓手,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应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有利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虽然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有利于促使政府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传统社会,国家主要依靠官吏和法律进行统治,法律亦需要官吏的贯彻与执行。由此,以对于官吏的选拔、管理与考课为着力点的吏治文化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吏者,民之本纲者也。”“臣下者,主之所用也。”官吏在国家、君主和民众中间发挥着桥梁般的沟通作用,是国家、君主管理与控制民众的主要工具,因此,“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吏”的主要手段在于发挥法律的规范功能和惩罚功能,“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汉代以“举孝廉”的形式注重拔擢符合德才兼备标准的人进入各级官署。在官吏的日常管理上,强调“严者,治吏之经也”。并且发展出了一套规范严格、行之有效的官吏考课制度。以宋代为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颁布的《守令四善四最法》规定了考课官吏的具体标准:“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善。”“断狱平允、赋入不扰、均役屏盗、劝课农桑、振恤饥穷、导修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书为最。”以致苏洵认为:“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无官无课,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识也。”除了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整顿吏治,中国古代亦以非法律规范的形式提高官吏行政素质、强化官吏道德自觉。“官箴”即是在吏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非法律规范形式。《说文解字·竹部》对“箴”的解释是:“箴,缀衣箴也。”由缀衣的缝补、针刺之意逐渐引申为劝诫、规谏之意。所以,“官箴”就是对官吏的警示、劝诫与规谏之语。《左传》中记载有《虞人之箴》,《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于官吏行为规范的《为吏之道》,汉代扬雄作有《十二州箴》,唐代有太宗《帝范》和武则天《臣轨》。明清时期官箴文化蔚为大观,既有官方创作,又有私家著述,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官箴文本。尽管历史时空不同,实践基础有别,官箴文化依然内含一定的现实价值。官箴文化强调存养百姓,重视关怀民生。官箴文化倡导约束权力,审慎运用权力。与当代法治政府建设中所强调的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具有诸多暗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重视吏治、以法治吏的优良传统,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肩负重要责任。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并建立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制度,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在法治中国,“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强化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五年来,各级政府对照《纲要》,认真贯彻落实,政府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更好地融入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 (三)有利于推进公正司法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制度防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中国现代法治发展的历史比较短暂,基础相对薄弱。现实中存在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的现象,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保障公正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为当代中国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提供借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所在。传统法律文化有着追求公正司法的悠久传统。春秋时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战国时期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表达了以平等司法保障公正司法的先进理念。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认为司法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裁断案件,“有司议罪,惟当守法”。司马光也说:“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明代张居正亦主张司法应公平无私,严明法制。“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1)为了保障公正司法,中国古代一贯重视对司法官之法律责任的建构。西周时期已对司法官的法律责任作出具体的规定。《尚书·吕刑》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秦朝以法治吏,明确追究司法官“不直”“纵囚”“失刑”的法律责任。唐代进一步发展了司法官的法律责任制度。《永徽律疏》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要求司法官在断案中严格援引国法,不得擅自比附。针对司法官贪赃受贿的行为,唐律还规定了“六赃”,并且对这六种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刑事责任。明清时期在前代的基础上,对司法官法律责任的规定更加详细、渐趋完备。(2)为了保障公正司法,中国古代形成了法司会审大案要案的司法传统。法司会审渊源已久,西周时期的“三刺”之法即具有会审的性质。《周礼·秋官·小司寇》载:“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唐代遇有特殊重大案件,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即“三司推事”。明清两代的会审制度更为完备,计有朝审、大审、热审、秋审、圆审等。参加会审的法司范围进一步扩大,五府、六部、九卿、通政司、司礼监、宗人府等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都有参加会审的资格。诚然,考究其出发点,法司会审主要是为了宣扬封建统治者布施“仁政”“慎刑恤民”。但从实践意义上讲,由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参与审理,提高审理规格,严格审理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重大案件在规范、公开的轨道上进行,有利于公正司法。(3)为了保障公正司法,中国古代在法制实践中还产生了诸如录囚、复审、死刑覆奏、鞫谳分司、翻异别勘和司法监察等制度。习近平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优秀传统司法文化、司法制度为借鉴,坚持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致力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习近平强调:“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借鉴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所饱含的丰富资源,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司法公信力终将树立,司法公正终将实现。 (四)有利于引导全民守法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利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重民爱民的人文精神,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爱国守法、明德向善的思想观念以及正己修身、崇尚气节的总体精神。在积极推进全民守法的过程中,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这些积极内涵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连接、相沟通、相融合,引导公民积极履行法定义务,自觉承担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首先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对于引导全民守法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中国古代针对官员的法律教育源远流长,秦朝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厉行法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官方统一开展法律教育。汉代则主要由丞相府教授官员法律。曹魏明帝时,设置教授法律的专门机构———律博士。唐代武德年间,隶律博士于国子监,律学正式成为国子监的“六学”之一,设“律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上及庶人子为生者,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以上历史经验与智慧,对于当代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具有重要的启迪。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加强普法工作队伍建设。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以普法教育的形式使百姓了解法律,自觉维护社会秩序。西周时期,即有“悬法象魏”的记载,将法律法令高悬于宫门之外,便于百姓了解法律。唐朝于科举考试中专设明法一科,“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宋代律学教育大盛,一时间“读律”与“读书”相提并论。明清两代大兴“讲读律令”之风。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普法宣传与教育,制定《大诰》和《教民榜文》,指导民众普遍阅读,明习朝廷法度。清朝雍正年间,皇帝作《圣谕广训》,由地方官员加以细化和解释,晓谕百姓广泛学习和遵行。“全民普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引领,深入推进全民普法,积极引导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五、结语 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滋养,有助于促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征程中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必将行稳致远,能够为人类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2025-03-19
  • 关于选拨第三批青年骨干教师参加俄语语言培训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中国-中亚峰会精神,推进我校与中亚地区高校和实务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学校近期将选拔青年骨干教师参加俄语语言培训,培训费用由学校全额资助。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具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学校的责任感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身心健康。  2.须为我校正式在编教师,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专业水平和发展潜力。  4.具有与俄语国家开展科研交流合作的意愿。  5.已参加过第一、二批俄语语言培训的教师优先,零基础者亦可报名。  二、资助名额:20名。  三、培训地点和方式: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每周六、日上课,名师主讲,96学时,拟4月开班。  四、报名方式: 3月28日前,报名人员填写附件《西北政法大学教师参加俄语培训报名表》,经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核、填写意见并签字盖章,提交至国际处。  五、相关要求  1.各单位须推荐政治立场坚定,确有参与国际交流潜力和需求的教师参加培训。  2.为确保教学效果,参加培训的教师须严守培训纪律,培训中途不得随意退出。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梦琳  联系电话:88182510  邮箱:oiec_nwupl@163.com  办公地点:长安校区校务楼 B 座 417 室  附件:西北政法大学教师参加俄语培训报名表.doc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2025年3月19日

    202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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