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王健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7期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学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党中央关于法治人才的有关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健全和完善我国高层次法治人才培养体系，补齐我国高层次应用型法治领军人才培养制度的短板，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中增设法律博士专业学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和健全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迫切需要大批高层次应用型法治领军人才。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对于法治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法学学术学位与法律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但在高层次法治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制度设计不足，与国家法治实践的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各级政法实务部门和法律服务行业中，除中央政法单位和东部少数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政法干部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比例还很低，实务部门的博士人才仍为学术研究导向的法学博士，其学术专长与岗位需求存在一定偏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重要指示精神，必须探索和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法学知识教学和法学实践教学的关系。学生要养成良好法学素养，首先打牢法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强化法学实践教学。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校企、校地、校所合作，发挥政府、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从事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和法治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要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把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更好结合起来。实际工作部门要选派理论水平较高的专家到高校任教，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计、教材编写、专业教学，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中。在高层次应用人才培养中，应当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以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也指出，我国博士专业学位发展滞后，类别设置单一，授权点数量过少，培养规模偏小，不能适应行业产业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因此，发展专业学位是当前和今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二、法学院校在探索高级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年来部分法学院校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在探索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教育部、中央政法委2011年和2018年先后联合组织实施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指导法学院校不断强化高校和实务部门合作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加大建设法律实务课程、案例教学和聘请实务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工作力度。2011年和2015年，教育部两次组织部分院校开展了以强化人才实践能力为导向的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2012年以来，中国政法大学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实施“应用型法学博士研究生”试点，目前已招收九届共90多名学生，在招生选拔、课程设置、指导方式、论文标准等方面探索出一整套重要经验，得到“两高”大力支持和高度肯定；2013年，西北政法大学获批实施由中央政法委主持论证设计的“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高级法律人才培养”项目，按照专业博士教育的思路借助法学一级学科平台面向实际部门培养博士层次的法律人才，2018年获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并批准转入实施第二期。 政法实务部门对于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始终高度重视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理论探索。自2014年以来，组织专家就设置法律博士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和论证，认为法律博士专业有明确的职业指向、职业领域，已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技术标准和相对成熟的职业规范和具体职业能力标准，职业领域有较大规模的人才需求，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三、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是针对政法实务部门需要培养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水平、扎实宽广的法律专业知识，能够创造性从事法治领域高层次实际工作的法治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法律博士专业学位面向立法、行政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等部门高级法律工作岗位，培养具有合格的政治素质、良好职业道德、系统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学专业知识，能够创造性运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法治实践中复杂问题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招生对象是已具有法学或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背景，或者受过法学或法律专业以外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在法律实务部门从事一定年限以上法律职业工作，取得法律实务工作显著业绩并且今后继续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新时代要求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轨道，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法治实践各领域、各环节、各层次对法律博士专业学位人才需求的较大规模和持续性。 法律博士专业不设置专业学位领域，以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制度设计相一致，并相应采取基本统一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毕业标准。培养方式将根据生源特点采取非全日制方式。课程体系由公共必修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职业伦理等）、专业理论课（主要是法治理论与实务前沿）、法治实践课（主要是法治体系各主要分支领域实务专题）、研究方法和跨学科课（主要是选修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课程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献检索和写作规范）等部分组成，采取专题研讨形式，内容聚焦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前沿和法治实践的热点难点问题，注重应用研究能力和科学方法的训练。注重应用研究能力训练，在读期间，通过参加导师科研项目、结合课程学习和实践调研等方式，在攻读期间完成一定的课程论文；作公开学术报告或讲座；参加一定规格的业内学术会议；结合本职工作岗位和研究方向开展社会调研并撰写一定数量的调研报告。采取专兼结合的“双导师”指导模式，由学校专职指导教师和高级实务部门专家联合指导，并通过不断完善选派专职教师挂职和设置岗位聘请实务专家参加人才培养全过程等措施，持续推进导师队伍建设。以顺利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为主设定授予学位的基本标准。学位论文选题必须是法治建设实践中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的问题，强调法学和相关专业知识、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和创新，注重研究成果实际应用效果和价值，具有良好的学术写作规范。 四、建立完备的质量管控与评估措施，不断优化现有支撑条件，确保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可持续发展。法律专业学位教育组织机构将在国家学位和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综合考虑我国法学院校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办学意愿和区域布局等因素，进行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条件、实施方案、指导性培养方案、学位授予标准、考核评价指标等方面制度设计，组织实施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建立完备的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体系。贯彻落实关于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学科专业建设质量监督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充分利用合格评估（包括专项合格评估）和博士学位论文抽查及其结果运用等现有良好的工作机制和手段，指导培养单位细化和完善严格的质量保障具体措施，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2021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办已完成新一轮修订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学位办便字20211202号），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实施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将充分发挥教育部专业学位设置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作用，充分依靠法律硕士教指委的行业指导和组织实施保障，充分利用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26年积累的办学优势，部分法学院校的实践经验，以及与高级政法实务部门和法律服务机构长期建立起来的良好合作关系，发挥各方面优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努力，协同推进。 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依据，是法治中国建设蓝图。中共中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到2035年，要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队伍和人才保障是建设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队伍和人才建设的总目标，是努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主要是建设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治专门队伍以及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而构建凸显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则是推进新时代法学教育更高水平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都将为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各项工作部署，持续推进辅导员队伍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加强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以“严”培基，完善队伍结构。该校党委把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抓手。在选聘中，坚持选优配强、科学设计、严格选聘、层层把关的工作原则，全面考察辅导员的政治品质、理论水平、职业素质、业务能力、纪律规范，守好辅导员的“入口关”。近五年来，该校面向社会相继择优招聘优秀硕士研究生44人。同时，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选聘优秀青年教师28人担任兼职辅导员，选聘校外党政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杰出人才11人担任校外辅导员。配套出台有相关选聘管理办法，对兼职辅导员和校外辅导员的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与退出机制进行规范，扎实有效地构筑起以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辅导员队伍体系。 ——以“法”为要，强化制度规范。该校立足法学学科优势，将制度建设作为学生工作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有力保障。近两年先后出台、修订、完善相关制度三十余项，加强和完善学校思想政治育人体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宏观规划与顶层设计，建立涵盖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思政专项（辅导员工作）研究项目管理、辅导员岗位津贴管理、“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管理体系，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确保辅导员队伍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同时，健全学生日常管理、思想教育、心理健康、学风建设等制度体系，为辅导员有效开展工作提供指导和依据。在强化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该校通过岗位聘期考核、签订辅导员廉洁自律承诺书、在全体辅导员办公室悬挂《辅导员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辅导员职业行为十不准》等方式，不断强化辅导员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和廉洁意识，守好工作底线和红线。 ——以“赛”促训，提升专业能力。该校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学的工作理念，面向全体辅导员先后组织举办了思政微课比赛、辅导员工作案例比赛、形势与政策讲课与课件比赛、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等专业赛事，并积极选派辅导员参加省级与校级思政教师大练兵、省级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全国网络教育优秀作品征集等活动。近几年来，该校先后在国家级、省级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中获奖13人次，获省级“思政教师大练兵”教学能手1人。通过相关赛事的成功举办和积极参与，切实提高了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专业层次与水平，为持续提升思政工作的科学性与创新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学”助行，增强培训实效。该校注重辅导员队伍的能力建设和素质提升，坚持以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强化辅导员的专业培训。制定辅导员五年培训规划，形成了分级、分类、分模块的全覆盖培训形式，搭建起新入职辅导员培训、专业技能模块培训、专题培训、网络培训等培训平台，并积极选送辅导员参加各类校外专业培训，不断提升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该校通过学工干部讲业务、“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专题理论讲座等形式，先后邀请“时代楷模”曲建武、著名国际法专家黄惠康等知名专家学者，相继开展“民法典”“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精神专题辅导报告会”等各类专业培训数十场，有效地拓展了辅导员的工作视野、提升了辅导员的工作能力。 ——以“优”育才，促进职业发展。该校将培养德才兼备、理实并重的高素质人才理念贯穿在学工队伍培养的过程中，通过多项举措提升辅导员的综合素质。在科研提升方面，近五年投入专项资金二十余万元支持校级辅导员工作研究课题和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立项35个，并通过专业评审、答辩、考核等环节，保证了科研项目开展的规范化和科学性；在校级立项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参评省级辅导员项目与课题立项，近五年内获批15个省级课题。在平台建设方面，积极投入物力、人力支持省级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先后有“正心学风建设”和“法苑之声”等两个辅导员工作室获批，其中“正心学风建设”工作室获“陕西高校省级辅导员示范工作室”称号；同时，该校立足于已建设完成的辅导员工作站，着力推进“思政工作进公寓”，切实打通思政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在职业提升方面，在保证队伍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落实辅导员职务、职称双线晋升的相关政策，并结合工作实际为辅导员的学历提升搭建平台，畅通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发展渠道，激发辅导员队伍发展动力。在典型选树方面，建立完备的辅导员荣誉表彰体系，通过组织评选校级“优秀辅导员”，择优推荐优秀辅导员参加省级“十佳辅导员”和“优秀辅导员”评选，近五年获评省级“十佳辅导员”2人，省级“优秀辅导员”3人。

□ 全国法学教育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秘书处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为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中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概论》由“绪论+三编”构成，共20章，近27万字，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科学方法、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坚持忠实于原著、原文、原意，坚持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是高校法学类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点教材。 教育部 中国法学会 各法学院校积极推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研究和“三进”工作 1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揭牌。3月14日，天津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在天津大学法学院成立。 3月10日下午，西北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开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杨宗科教授主讲第一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体系”。3月26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第一课开讲，校长马怀德作为主讲人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月，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教授在华政开讲“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第一课。9月10日，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付子堂在渝北校区主讲《形势与政策·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示范公开课。 5月28日，为提高法学专业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教育部指导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面向全国法学专业教师推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6月，清华大学法学院“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国巡回宣讲”首场活动走进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检察院。 10月，中国法学会在所属《民主与法制》周刊开辟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同月18日至24日，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在北京举办“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培训班”。 11月，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六大媒体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普法宣传活动。13日，“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召开。 各法学院校多措并举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3月19日，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在渝高校宣讲座谈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25日，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大学生讲习所的同学们在巫溪县峰灵镇中心小学开展了“百年峥嵘，同心向党”党史宣讲系列主题活动。31日，由中国政法大学“1502”新时代青年知行社发起的“党旗辉映百年 致敬革命先烈”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系列学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学习党史守初心使命，践行法治护国家安全”普法宣传系列活动，启动“百年风华炼初心，今朝溯源缘法行”2021年北大法律文化节。 5月21日，华东政法大学创排生动展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法治建设的大型话剧《雷经天》成功首演。11月，《雷经天》受邀作为开幕剧目登上第七届中国校园戏剧节舞台，并获评优秀剧目。 5月22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高峰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6月5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2021年华中地区高校法学青年研习会”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法治征程”在武汉举行。 6月12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党内法规西部论坛在渝召开。 7月1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前往西柏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在冀校友一起，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旧址。 11月6日，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员大会暨2021年年会“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中国法学教育”论坛在厦门召开。 民法典颁布一周年法学院校深入开展民法典普法研究工作 2月，CCTV《法律讲堂》栏目播出文史版春节系列节目《年话民法典》，多所法学院校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2月18日，牛年新春节后第一天，西南政法大学民法典宣讲团成员驱车来到重庆市梁平区聚宝村，为村民送去《民法典与百姓生活100问》和青少年民法典教育丛书。 5月28日，恰逢我国民法典通过一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首届民法典高峰论坛。 6月，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黄美玲翻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意大利语版）在意大利出版，这是民法典的首个意大利语版本。 7月10日，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和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教学改革与发展暨民法学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在渝举行。 7月29日，中宣部在京召开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领衔编写的《中国民法典释评（十卷本）》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法学院校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模式 2月4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法部律师工作局联合就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下发通知，决定选取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部分高校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10月，各高校首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陆续入学。 5月19日，西南政法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就联合培养“一带一路”涉外法治人才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签署联合办学协议。 6月，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天津大学法学院举行，达成《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天津共识》。 9月5日，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治人才联合学士学位班开班。 《法治日报》刊发《从一张白纸到门类齐全的社会主义法学学科发展历程》 梳理新中国七十余年法学教育发展历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法治日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特刊，6月30日，刊发报道《从一张白纸到门类齐全的社会主义法学学科发展历程》，特别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栾永玉、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通过他们讲述原司法部所属五所法科大学红色基因传承、法治人才培养、多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全面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从一元到多元、从西方到本土、从一张白纸到门类齐全，与国家法治同命运、与祖国发展同步伐的辉煌成就。 法学院积极开展校地合作助推地方法治建设 8月3日，中国政法大学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签署共建“法治青海”战略合作框架协议。6月、9月，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校院双方共同为“法学研究与实践基地暨法院系统高层次人才进修基地”揭牌，标志着新疆法院共建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11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加强法治交流合作，推动创新发展，共同签署《通州区人民政府与中国政法大学战略合作协议》。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发布 9月29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发布。报告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得到全面实施，168项目标和任务全部完成，其中很多指标和任务提前或超额完成。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三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 12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数据法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计划）” “智慧法治联合实验室”揭牌 6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首届“数据法治高峰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数据法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计划）”“智慧法治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在讲话中指出，创设数据法学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举措，将以解决我国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己任，并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增强我国在数据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第十一届高峰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7月16日，由西北政法大学承办的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第十一届高峰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政法院校改革发展，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法学建设、政法院校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西北政法大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教职工公寓成立临时党支部，把党的组织建立在疫情防控前沿阵地，做到支部建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作用发挥在一线，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发挥重要作用。 ——吹响“集结号”，党支部建在战“疫”一线。该校党委结合实际，在长安、雁塔两校区教职工住宅楼成立33个临时党支部和疫情防控工作组，选拔百余名下沉社区一线干部和党员教职工志愿者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临时楼长、单元长，建立临时党支部书记（楼长）工作机制，切实担负起学校住宅区内教职工、家属、居民等的疫情防控责任，做到“关键时刻有党组织在，关键岗位有党员在”，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加强组织建设，牢固构筑战“疫”堡垒。该校加强对临时党支部书记、临时楼长的组织管理，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效发挥。临时党支部和疫情防控工作组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两校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指令开展工作，与学校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负责对住户开展疫情防控政策宣传、摸排楼栋住户人员信息、了解住户实际困难和需求、服务教职工和居民生活、协助学校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加强舆论引导、组织管理志愿者队伍、及时向指挥部汇报有关情况等。各楼栋建立住户微信工作群，临时楼长担任群管理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发挥先锋作用，党旗飘扬在战“疫”前沿。该校将疫情防控工作同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中，把守护校园平安落在行动上，将临时党支部书记、临时楼长及工作组成员打造为落实上级党组织部署、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排头尖兵，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临时党支部探索“党员联户”特色做法，设立党员责任区、组建党员突击队，在人员登记排查、宣传防控知识、配送物资入户、全员核酸检测、解决群众特殊困难等重点工作中，“举旗帜、亮身份、树表率”，带领党员努力当好抗疫的“先锋队”、群众的“贴心人”，以行动织密社区防护网，用“逆行”筑牢疫情防控墙。

1月20日，长安各驻区高校启动放假离校工作，各校学生陆续踏上回家路。 1月21日一大早，雪花漫天飞舞。在西北政法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西安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闫秀斌，长安区委书记吕强，副区长梁文辉，以及学校领导为即将踏上归途的学生们送行。他们对学生们在疫情防控封闭管理期间以各种形式为抗击疫情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叮嘱学子们在返家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回家后主动配合属地防疫政策，祝愿大家平安到家，温暖过年。 为落实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要求，保障驻区高校学生们安全顺利返家，长安区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对照陕西省教育厅对西安高校学生放假离校的指导意见，结合辖区实际，配合高校对留校和离校学生进行精准分类。为离校学生进行核酸检测、提供离区证明和防护用品，协调安排车辆将学生送至西安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确保学生安全回家。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校根据离校学生去向设置了多个乘车点，安排专人现场核验学生乘车证明，指引学生安全有序乘坐“点对点”专车。校教工及学生会组成志愿队，引导协助学生乘车、行李搬运，护送学生安全离校。 在乘车专区，刘建林现场察看了校方转运流程、组织乘车等情况，听取了解了长安区驻区高校放假转运通行及学生返家工作安排部署，充分肯定了校地合力抗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高校要按照省市区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执行申请报批程序，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和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和意见，细化学生离校工作方案，掌握学生返家进程，实现全过程“点对点”闭环管理。 吕强表示，长安结合全区疫情防控形势，对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省、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时对驻区大中专院校进行评估研判，将校内学生按照低风险地区人员管理，并全力为驻区高校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学生出得了门、上得了路、回得了家。 长安区共有驻区高校20所，省内外师生25万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区委、区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疫情防控有关政策和要求，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成立以区协调办为包抓牵总的服务保障机构，对接联系各高校，全面负责疫情防控、政策指导、督促检查、后勤保障、应急处置等工作，解决高校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先后组织高校开展了20轮、每轮25万人的核酸筛查，为高校配送各类防疫和保障物资。 高校放假学生返乡保障工作开展以来，长安区协同高校对在校21万大学生梳理，统计出省内12万人，省外8万多人，并按照路程远近、交通工具的不同，分批、错峰、有序组织学生离校返家，及时告知学生去向地疫情防控政策，积极联络火车站、高铁站、机场，协助学生购票，联系客运车辆进校接学生至“两站一场”，实现全过程“点对点”闭环管理。 截至1月21日19:00，驻区高校已有63253名学生顺利离校。（文图：刘毅文 责任编辑：靖晓昶）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8日07版） 【一线讲述】 从2005年至今，我基本每年都会带队赴诸暨调研“枫桥经验”，跑遍了这里的23个乡镇、街道，500多个村居。 “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就是浙东的自治传统。“耕读传家”是中国乡村文化的缩影，在诸暨体现得尤为突出。居民们从良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从源远流长的乡谊中感受着人文滋养的作用。 让人称奇的是，诸暨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篮球场。村民们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增进了相互了解，也有助于提高社区的凝聚力。 举个例子，2016年，由于国家电网建设，诸暨市供电局需要征地，而这块地中有次坞镇道林山村很多村民的祖坟。为了妥善解决迁坟事宜，诸暨市供电局和村里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增进了双方友谊，此后的迁坟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多年来，“枫桥经验”不仅形成了党建统领、人民中心、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还特别重视治理的过程和细节。比如，诸暨一些地方，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级档案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村支部和村委员研究、讨论、处理问题的会议记录，村民交往中的重要事项以及达成的书面协议，村委会和村民及其他组织签订的协议以及履行的结果等等，都被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保存在村档案室里。留存完整的历史档案资料，不但有助于彻底化解已有纠纷，还能为未来处理类似矛盾提供宝贵参照。 如今，“枫桥经验”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生命力越来越强。作为研究者和参与者，我真切感受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魅力。我们会继续播撒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种子，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注入更多智慧和力量。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张胜、王胜昔、杨珏、李建斌、张文攀、王建宏、陈慧娟、靳昊、陆健、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刘军旗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深化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形象和符号，加强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引导和教育，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法治教育等方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发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事务实践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载体和方式，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拓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也可以充分利用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这一多年来行之有效、成效显著的制度载体和工作方式。 同时，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因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也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纲”，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贯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全过程之中。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几十年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作为民族事务领域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地方民族工作中，被视为重要抓手，为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一些具体环节和地方工作中，还可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这一主线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明晰化；在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理解方面，可以在对我国多民族国情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各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形象与符号等方面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意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各民族人民才有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只有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将本民族意识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有可能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因此，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全过程。要把握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对差异性的强调，不能损害到增进共同性的方向；要“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宣传教育，要朝着巩固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方向努力，要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符号设计和载体创新方面，要充分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的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对于回答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等命题，对于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对于厘清社会上学术界互联网上一些涉民族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至关重要。我们要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宣传教育中，多描绘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光辉灿烂的伟大历史；通过对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历程书写，引导中华各族人民确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持续发力、全面推进，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思想基础。 首先，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加强对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制度自信，深化对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作用。“要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中，深入总结我们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化对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基础；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参加革命事业、共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共同的集体记忆；中华大地上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本身即是中华文化符号与形象的重要载体。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四史”教育的伟大精神力量和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巨大潜能。 其次，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注意“打造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通过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巩固中华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历史的认同，增强各民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分子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尤其要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还是中华民族史的话语权，都必须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在让青少年了解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的同时，更要让学生通过对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载体的耳濡目染，了解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化的灿烂成就，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民族团结进步+文旅、民族团结创建进景区，是许多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重要抓手，而不管是+文旅，还是进景区，都要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包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内的所有民族工作的“纲”；要充分发挥文旅业、景区在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中的作用，把文旅业和景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 再次，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要注意加强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引导、教育，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多元一体、汇聚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而在当前，也只有加强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要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把城乡社区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的有力平台，从各族群众日常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环节入手，通过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密切联系、融洽感情、增进认同。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相同才能心灵相通，通过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保障广大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来提升对于广大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劳动权、文化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水平。 最后，要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现代国家是法治国家、文明国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公民道德，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而法治意识、公民意识，也可以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认同载体。法治强调服从一套普遍适用、可预测、可操作的规则体系的治理，强调依法管理、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法外特权存在；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可以通过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增强各族群众的法律信仰、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进而确立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这个社会身份的同一性。 （本文刊登在《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2年第1期，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心教授）

没有空间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 张超汉 2021年12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7月和10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发射的星链卫星与中国空间站先后两次近距离接近。出于维护空间站及所载人员安全的考虑，中国空间站不得不采取紧急避碰措施。为此，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于12月初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普通照会表示，此举对中国航天员的生命健康和空间资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再度敲响空间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警钟。那么，空间安全缘何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空间治理又当遵循何种路径？ 一、空间安全内涵丰富，外空形势不容乐观 空间安全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内涵丰富的非传统安全，主要表现为以外层空间安全为核心、兼及临近空间安全和空气空间安全的下沉的立体维度安全。可以说，没有立体层面的空间安全，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范围、全领域的国家安全。 目前，外空技术、外空经济和外空资源已成为各国追逐的对象，外空已成为航天大国利益角逐的竞技场和新疆域。外空安全已成为继传统、平面的陆地安全和海洋安全之外的第三大非传统、垂直的安全领域，包括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平开发和利用外空资源、保持空间交通管理和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等内容。 当下，外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外间轨道越发拥挤，轨道环境严重退化。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外空发射大量物体。以美国“星链”计划为例，其试图建立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并在2019年将首批60颗卫星送入外空。迄今为止，SpaceX已发射近1900颗星链卫星。此外，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也在建设发射协调中心，预计十年内发射15000多颗新卫星。 另一方面，空间碎片持续增加，外空污染越发严重。如2009年美国一颗为私营公司所有的商用通信卫星与俄罗斯一颗已报废的卫星在西伯利亚上空约790公里处相撞产生大量碎片，严重威胁到空间物体的正常运作，影响到空间资产的安全。同时，数量激增的空间碎片加大了空间物体的碰撞概率，亦对空间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此外，随着西方国家向外空部署大规模卫星星座以及对外空军事力量的建设，诸如卫星频轨资源越发紧缺，外空军事化、武器化渐趋明显，空间物体碰撞持续升级等外空安全问题逐渐浮现。 二、空间安全保障不足，空间治理紧迫必要 美卫星两次与中国空间站“擦肩而过”，展示出商业航天技术用于军事领域的趋势。这类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未来将呈现上升态势，进而影响航天器进出外空的自由和在轨物体的运行安全，挑战外空国际秩序。 近年来，随着亚轨道商业旅游等活动逐渐由理论变为现实，临近空间（通常指距离地面高度为20公里至100公里的区域）安全作为外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因其作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结合部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规制的模糊性，以及临近空间飞行器的独特性和军事化应用，使得地面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目前，以1967年《外空条约》为核心的外空国际法规则确立了限制外空军事化利用和空间碎片减缓的规则，但不足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不足以解决日益剧增的空间碎片威胁，且对低轨小卫星星座建设未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可以说，制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空规则体系在调整空间活动的新问题时已显得力不从心，出现安全保障不足的窘境。 2021年英国维珍银河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及其团队乘坐亚轨道飞行器“联合号太空船二号”，由“伊芙号白骑士二号”双体机搭载，从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起飞并最终返航。亚轨道作为人类进入外空的前站，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亚轨道飞行虽不入轨，但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使人体验失重感，测试设备性能和人体生理指标，为入轨发射积累经验，并推动外空旅游的发展。 空间大国历来注重临近空间安全问题，这一领域已发展为各国的战略新高地。早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便将临近空间飞行器列入无人飞行系统发展计划，随后将临近空间飞行器的概念引入到“施里弗-Ⅲ”外空军事演习中，将其用于侦察、监视和通信。 随着人类活动向外空纵深，空间安全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频现。因此， 通过技术和法律手段治理外空活动具有现实紧迫性：第一，作为新型安全领域，外空蕴含着重大战略价值，是大国竞争的新制高点，对国家安全具有举重若轻的作用。第二，“空天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临近空间作为“空”与“天”过渡区的战略地位将不断彰显，其“上可制天、下可制空”的突出优势已被空间大国普遍关注，对该领域活动进行法律规制势在必行。第三，外空技术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构建符合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需要，有助于提升我国航天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三、国内国际双管齐下，中国智慧闪烁其中 空间治理关乎国家安全与共同安全，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打造安全（safety and security）、稳定、长期可持续性的外空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这一理念在空间领域的延伸，关乎一国安全与国际社会的总体安全，有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绿色的未来空间。 空间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的新兴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多次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于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五中全会同时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强调要瞄准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加快壮大航空航天等产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1年9月15日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时也指出外空资产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 全球空间安全治理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而空间安全同时涉及非传统安全与共同安全。以“人类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为共同维护外空秩序，应从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双管齐下，着重于公正分配频轨资源，减缓和移除空间碎片，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事化利用等问题，还人类一个清洁、和平的空间环境。 为此，国际社会需从法律、技术等方面着手：第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化外空安全理念，忠实履行以《外空条约》为核心的外空条约体系所规定的义务，和平开发和利用外空资源，尊重和保护航天员安全，加强监管，切实为外空行为负责。第二，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共享和通报空间信息，累积共识，创造互信，结合亚轨道商业飞行、商业航天等空间活动的新实践，适时修订外空条约体系中的相关规则；明确临近空间的法律地位，建立事先预防、事中避让、事后救济等新的空间交通规则，确立一个为各国都普遍接受的外空活动行为准则。第三，加大外空避碰、空间碎片主动移除等空间技术的研发，通过技术手段监测、防护和减缓各类外空活动的不确定风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空间安全治理视域下临近空间飞行法律规制研究”（21BFX21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中国航天报》2022年1月15日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