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规定和学校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排,10月14日上午,学校在雁塔校区举行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专家评审会。评估专家组由全国法硕教指委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剑锋教授(组长),全国法硕教指委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李力教授,全国法硕教指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石静霞教授,全国法硕教指委委员、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岱教授,全国法硕教指委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夏新华教授,全国法硕教指委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宗辉教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顾德镳共7位专家组成。校长杨宗科教授、副校长漆思教授、副校长王健教授,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研究生院、人事处、科研处、财务处、图书馆和刑事法学院、民商法学院、经济法学院、行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公安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和法律硕士教育学院全体参加了会议。杨宗科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对各位专家参加我校自我评估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学校将本着以评促建、评建结合的思路,认真做好法律硕士人才培养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工作。王健对学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发展和总结评估准备工作进行了汇报。法律硕士教育学院院长韩汉卿就专家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和说明。专家组在查阅评估材料、与师生进行座谈之后,对学校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了综合评议,做出了评价意见和评估结论,提出了客观中肯的改建意见和建议。经过紧张的工作,完成了自我评估专家评审工作的各项任务,会议圆满结束。我校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第二批、西北地区第一个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1998年至2018年共招收21届各类法律硕士研究生8163名,截止今年7月,授予法律硕士学位总计6869人。在2018年公布的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获评“B+”,是陕西省和西北五省(区)唯一获此评价的高校。目前在校各类法律硕士研究生956人,其中法本法硕240人;非法本法硕562人;非全日制法硕154人。本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学校自1997年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授权以来的第一次合格评估。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的关于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规定,合格评估将每6年举行一次。(供稿: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摄影:杜超英)
2018-10-1510月12日,由全国法律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主办、我校图书馆承办的全国法律图书馆协作会议在长安校区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我校校长杨宗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图书馆馆长时建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24所高校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的50余名代表以及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实务部门的相关专家参加会议。开幕式由我校副校长王健主持。杨宗科在致辞中指出,图书馆是最能体现大学精神的地方。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一个好的图书馆是支撑大学学术创新精神的所在。他表示,学校的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他希望通过此次全国法律图书馆协作会议的召开,交流法律图书馆建设的经验。通过不断创新,迎接整个智慧社会和人工智能背景下图书馆服务模式、功能定位的变革,为广大师生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方面做出更大贡献。时建中在讲话中表示,在数字化背景下,图书馆传统服务模式面临着一定的挑战,要不断优化图书馆的内部架构、服务流程和资源配置。他结合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的创新管理经验,提出大学图书馆建设要适应社会发展变迁,通过大数据采集、处理,流程优化、重塑,助力大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的发展进步,使图书馆重回大学中心地带。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勇凯以《智•图》为题作大会主报告。他以人工智能发展为背景,着重介绍了科学技术、计算机视觉、机器人技术、语音识别等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分享了武汉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经验,提出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应该向精细化、智能化、智慧化转变。在下午两个单元的专题研讨中,8位会议发言人和其他与会代表紧密围绕“发展与创新”这一主题,就读者服务、特色馆藏建设、人工智能应用等话题踊跃发言、积极交流,不但探索了知识、分享了信息、贡献了智慧,而且对未来智慧法律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描绘了蓝图,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与会单位还达成共同建立全国法律图书馆资源共享联盟的意向。 (供稿:图书馆 摄影:学生通讯社 张元美 丁彧莘)
2018-10-1510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承办、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具体筹办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在西安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行政法学的使命”,以“行政立法的新发展与行政法总则的可能性”“机构改革与行政法理论革新”“新时代行政审判的新使命”“科技发展与创新监管”为主要议题。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法学会、司法部、陕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委、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陕西省法学会、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专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和源自始于英国1946官网的专家学者等46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盛会。 10月13日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幕。开幕式由西北政法大学法治陕西建设协同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周户主持。 开幕式中致辞的领导和嘉宾有: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黄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此外,出席本次年会开幕式的嘉宾还有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贾治国副主任、陕西省高教工委陈乃霞副书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谭爱华副院长、陕西省人民检察院黄河副检察长、陕西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闫三选等领导同志。 杨宗科对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嘉宾、专家和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接下来,杨宗科介绍了西北政法大学悠久的办学历史、显著的办学特色,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取得的各项成绩并对本次年会的圆满召开给予了祝福和期待。 贺小荣对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长期以来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就新时代行政法学的使命提出如下观点:第一,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理论,为新时代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提供丰富的理论给养。第二,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引领,充分发挥行政法学推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积极作用。第三,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府职能作用的研究为对象,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第四,以破解行政审判实践中重大疑难复杂问题为对象,以研究行政审判案例为媒介,建立行政法学与行政审判互动交流的新平台。第五,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为目标,加强行政审判与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渠道的配套研究。 黄超首先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陕西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他指出,党中央的一系列安排部署,既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指引,也对法学理论界开展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同时,他对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和建设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了肯认和鼓励。 研究会会长马怀德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马怀德对主管单位中国法学会一直以来给予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也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多年来给予的支持予以致谢。马怀德对研究会一年来围绕宪法修改、监察法制定等党和国家重要任务展开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还对本次年会的参会专家和学者,以及本次年会的论文投稿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结合行政法学学科的自身特点和中国法治实践重要时代背景,对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期望:首先,行政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次,行政法学理论研究要致力于科学总结、传承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学理论成果和学术传统;第三,行政法学的研究工作应当与时俱进,持续推进行政法学理论创新。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本次年会的主题——“新时代行政法学的使命”做了专题报告。 主题报告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黄薇主持,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应松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胡卫列分别就“改革开放四十年行政法的发展”、“行政审判三十年”和“我国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实践”三个议题做主题报告。 应松年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四十年来行政法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对新时代中国行政法的使命和发展提出期待和展望。 王振宇将行政法学理论与其多年从事行政审判的实践经验结合,对中国三十年来行政审判工作做出了令人深受启发的阐述。 胡卫列针对“中国行政诉讼的新发展——公益诉讼问题”,就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种种探索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呼吁更多专家、学者投入到对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 三位报告人的主题报告,既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的历史性总结和归纳,也浸润着对新时代行政法学使命的前瞻和期许。他们的报告得到了现场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共鸣。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还将紧紧围绕“新时代行政法学的使命”这一主题,分别对“行政立法的新发展与行政法总则的可能性”“机构改革与行政法理论革新”“新时代行政审判的新使命”“科技发展与创新监管”四个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行政法学院)
2018-10-15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及其重要意义张 楠《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5日 11 版)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最严峻和紧迫的安全威胁,合力打击恐怖主义既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应尽之责。自1963年以来,联合国已制定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19份制止恐怖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书,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反恐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本世纪初,应国际社会建议,为指导各国实现国际反恐目标,加强联合国系统对各国反恐工作的协助,联合国在继续推动商定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的同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主导制定了一项综合性的全球反恐战略。其目的就是构建一个可操作的,能够使各国共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2006年9月8日,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第九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60/288)决议,就反恐战略达成普遍协议,标志着国际反恐领域形成迄今为止21世纪最重要的共识。该决议除回顾、重申以往联合国在反恐问题上的一贯观点外,还充分认识到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相互关联并相辅相成,认为有必要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主张各国都应该在制定和落实战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和专长,敦促各国迅速采取行动确保战略得到充分执行,并决定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审查,推动战略取得实效并得到发展。《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充分体现了各会员国一致反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实施任何形式恐怖主义的坚定立场,以及采取行动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坚定信念。在该战略具体内容中,联合国明确指出要围绕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条件,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加强各国反恐能力和联合国作用,在反恐中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这四个支柱领域制定落实措施,为各国开展具体反恐行动提供了操作性较强的国际法基础。此后十年间,尽管联合国大会坚持定期审查秘书长及会员国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情况,不断呼吁各有关方面进一步共同努力,综合全面地实施战略内容,并考虑调整战略以应对反恐中的新变化,但国际反恐事业并未取得预期成果。恐怖活动带来的现实威胁不仅未被有效消除,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势头。英国简氏恐怖主义与叛乱情报中心(JTIC)的一项统计表明,2015年至2016年,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武装暴力事件由18987起增至24202起,增长了25%,达到了十年前的数十倍。国际社会也日益认识到只依靠武力反恐措施来阻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是远远不够的。反恐斗争不能局限在基于武力的肉体消灭战术,需要建立更为全面的方法。不仅要保持现行的反恐“硬”措施,更需要建立预防的“软”手段,有步骤地消除产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因素,使预防性工作发挥真正作用。2016年12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70/674)报告明确指出,过去十年中,国际社会重点关注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四个支柱领域中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执行,常常忽略了根除滋生恐怖主义条件,以及在反恐中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这两个领域的措施,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的挑战,认真调整对策,重启这两个领域的措施,以更全面地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报告将贫困、失业和青年人缺乏就业机会,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容易在监狱中蔓延并走向激化,教育程度低容易接受暴力极端思想灌输,歪曲和利用宗教信仰、族裔差异和政治思想体系等方面归纳为形成暴力极端主义的背景和成因,明确建议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必须扩大应对措施,更早介入,持之以恒消除促成暴力极端主义的因素。报告还提出包括将国家发展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保优质教育,全面享有终身学习机会;为受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人群提供教育机会和经济机遇,鼓励其脱离暴力极端主义势力;采取社区警务模式和方案;向青年提供继续学习机会,提供职业培训资源,培养创业才能等方面的内容作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行动计划和区域战略。几乎与此同步,英国率先实践了其于“9·11”事件之后推出的“预防”极端主义战略,于2015年2月批准生效了《反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为“预防”战略中的去极端化教育项目提供了法律依据。而这一项目意在使容易受极端主义影响的人自愿接受教育。英国政府的这些探索实践,为各国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提供了有益经验。今年6月,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第101次全体会议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审查》(72/284)决议,再次确认并建议会员国根据国情提出执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相关措施,并按照各自的优先重点,考虑制订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以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作为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决议,既提出了全球反恐工作的宏观战略和具体措施,又充分保障了各国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反恐工作的自主性和灵活度,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和修正国际反恐工作的发展理念。世界各国应紧密团结,加强合作,全面贯彻和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不断推进全球反恐事业取得实效。(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018-10-1510月12日上午,我校行政法学院建院三十周年院庆盛典暨“法治国家与法学人才培养”研讨会在长安校区举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行政法学院名誉院长应松年教授,校党委书记宋觉,校党委副书记赵健,副校长王麟,行政法系首任主任武步云教授,法治陕西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周户教授等出席会议。行政法学院全体教师,离退休教师代表,校友代表,各学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学生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院庆盛典及研讨会分别由行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呼勇和行政法学院院长姬亚平教授主持。 宋觉代表学校党政向各位来宾和校友表示热烈欢迎,向行政法学院全院师生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离退休老师们致以崇高敬意!宋觉回顾了行政法学院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对行政法学院三十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随着“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面对中省创建“双一流”和“四个一流”的历史机遇,学校确立了建设法学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规划了加快创建高水平大学“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动力机制是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宋觉对行政法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提五点希望: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坚持教书育人的核心地位;三是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凝练学科方向,创建学科特色;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科研创新力度;五是坚持学者为先,深入实施人才强院战略。 姬亚平从五个方面汇报了行政法学院在三十年来的主要工作:一是形成了明确的学院定位和目标,二是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三是建立了本科和研究生并重的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四是组织教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五是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对外交流。姬亚平向已经离退休的和因为工作原因调离学校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向支持学院发展的历届校领导、向正在勤奋工作的全体教职工、向已经毕业的和正在学校学习的全体校友和同学们致敬,并表示学院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工将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师资强院、学生旺院、教学立院、科研强院”发展理念,努力培养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人才,将行政法学院的事业推向更高更强。 应松年、武步云、王周户等先后回顾了行政法学科和学院的建立发展过程和取得的宝贵经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审判长梁凤云、行政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赵涵代表校友和在校生对学院的明天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研讨会阶段,首先王麟为中国政法大学王敬波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梁凤云、杨科雄法官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焦玉珍庭长等校友颁发兼职教授聘书,并代表学校接受行政法系原党总支书记、著名书法家李兆方教授赠送的“鹏程万里”书法作品。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忠夏教授、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谭宗泽教授、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带头人章志远教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焦玉珍、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石东坡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教授、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葛迪等校友和兄弟院校代表分别就法学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措施做了发言。(供稿:行政法学院)
2018-10-14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关于开展2018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的通知精神以及校党委的要求,10月11日下午,“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第二场法治宣讲活动在我校长安校区校务楼二楼报告厅举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汪世荣教授作“基层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模式”专题报告。校、院两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学生代表参加报告会。报告会由校党委副书记李平安主持。报告中,汪世荣介绍了“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和创新的三个阶段,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模式内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特质为创新性、典型性、普适性、民主性,治理方法在于政社互动、协商治理、乡村自治、乡贤参与、互联网加和组织承接,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方式,使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初步形成、治理标准明确设立、治理能力明显提高,从而发挥“枫桥经验”的当代价值,推动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社区建设。他强调,中国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综合治理,“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模式,来自于中国人民的创造和贡献,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李平安在总结讲话中对汪世荣教授的专题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谨、内涵丰富、深入浅出,使在座师生深受启发。他指出,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15周年。我校以汪世荣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专家教授,在研究和推广“枫桥经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广泛影响。“枫桥经验”的研究和推广已成为我校服务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具有较大影响的品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中省有关文件精神,他代表校党委向与会人员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把法治学习、法治教育纳入中心组的学习计划,充分发挥中心组在法治学习中的示范作用;二是各二级党委(党总支)要把法治宣传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结合,同时结合学校正在开展的“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教育;三是各学院要结合本学院的学科优势和特色,组织骨干力量加强研究和实地调研,形成自身科研品牌,为学校科研工作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作出更大贡献;四是希望各学院从汪世荣教授的报告中得到启发,从而更有力地推进校、院两级层面的各项治理工作。
2018-10-122018年是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枫桥经验”55周年,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15周年。自2005年西北政法大学与浙江诸暨市首次合作研究“枫桥经验”以来,西北政法大学一直高度重视“枫桥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工作,研究“枫桥经验”已成为学校科研服务党和国家、社会需要的特色和亮点,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通过多年持续研究,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的“西北学派”基本形成。2018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把总结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列入中央政法委年度工作,中国法学会设立《“枫桥经验”理论总结和经验提升》重大研究课题。为了给2018年11月即将召开的“枫桥经验”纪念大会提供理论支持,2018年10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挂职)副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汪世荣教授主持的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创新团队”,在法律出版社一次性推出“枫桥经验”系列研究专著三本,即《“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和《“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第2版)》。三本专著分别由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宋觉研究员,校长杨宗科教授,浙江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教授撰写序言。汪世荣、褚宸舸著《“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全书近50万字,是中国法学会部级专项委托课题,也是西北政法大学与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合作课题的成果。由汪世荣教授、褚宸舸教授担任项目组主持人,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宋觉研究员、中共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君担任顾问。项目组成员有严存生、蒋宏伟、张怀斌、陈善平、朱继萍、王国龙、何柏生、侯学华、董青梅、董光泽、薛永毅、王斌通、余钊飞、史凯强、张永林、杜瑾、唐荣呈、王东、王鹏、杨静、何旺旺、刘帅、康鸿、丁利培、李德旺、李香玉、武向军、梁玉珠、曹媛媛、罗雪贵。汪世荣、朱继萍著《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全书20余万字,是西北政法大学与诸暨市司法局合作课题成果。由汪世荣教授、朱继萍教授担任项目组主持人,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教授、诸暨市司法局局长王学平担任顾问。项目组成员有冯卫国、杨建清、褚宸舸、董青梅、周永松、薛永毅、王东、王皓焕、王锋、季华慧、王斌通、李德旺、刘熊擎天、樊晓丹、郑燕冬、李桂勇、尹芳元。汪世荣主编《“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第2版)》,全书20余万字,主要撰稿人有:杨宗科、韩松、汪世荣、杨建军、王周户、陈京春、范忠信、陈善平、李大勇、安子明、余钊飞、张兰兰等。该书初版曾获2010年陕西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是2005年西北政法大学与诸暨市人民政府合作课题成果,修订版基本保持原著风格不变,但对近十年刑事司法领域主要变化,诸如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领域国家政策的发展变化进行细致说明。三本专著在项目主持人带领下,研究人员均在浙江省诸暨市实地调研,并通过蹲点调研,集体讨论、分享心得,将成果打造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献计献策。
2018-10-1210月9日下午,陕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郭建树,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巡视员苗锐军,省社科联办公室副主任翟金荣一行来校调研座谈。校长杨宗科会见了郭建树一行,副校长王健,科研处处长李瑰华陪同参加。会谈中,杨宗科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办学特色,特别是近年来在学科建设、高校智库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西北政法大学作为一所法学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是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办学81年来,学校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法治方面的专门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郭建树介绍了陕西省社科联的发展现状,表示将联合省内高校在社科研究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充分发挥省社科联的作用,共同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他建议学校一方面尽快成立高校社科联组织,为更好地开展社科研究搭建平台;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积极组织专家力量,开展社科知识普及立法研究工作,推动我省社科知识普及工作法治化。杨宗科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不断深化与省社科联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社科研究领域,努力产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供稿:党政办)
2018-10-11日前,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教党〔2018〕26号)和《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关于开展首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工作的通知》(陕高教组〔2018〕83号)安排,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委经资格审查、专家评审、集中审议,遴选产生了12个首批陕西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经过公示,我校宪法教研室党支部工作室成功入选。西北政法大学宪法教研室党支部现有党员6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1人,讲师2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2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1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支部书记由管华教授担任,包括党员教研室主任钱锦宇教授,组织委员褚宸舸教授,纪检委员刘璞副教授,宣传委员张佐国博士,青年委员任苗苗博士。
2018-10-1110月9日上午,我校在长安校区召开2018年新进教职工入职培训动员大会。校长杨宗科,博士生导师李明,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及2018年入职的教职工百余人参加大会,会议由副校长漆思主持。杨宗科在讲话中首先欢迎大家加入西法大温暖大家庭,欢迎大家携手同行共同创造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历史。他指出新进教职工的加入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使学校在专任教师总数、生师比等多方面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希望大家严格遵守国家对人民教师的要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广大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和新希望,将教师、业师、人师结合起来,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他结合自身感受,提出在坚守本分、坚持真理、艰苦奋斗等三方面与大家共勉。坚守本分,就是要坚持教学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坚持真理,就是要讲科学、讲原理、讲规律,要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守真理、捍卫真理;艰苦奋斗,就是要克服物质条件的不足,静下心来做学问能,共同为建设高水平政法大学的目标书写青春的梦想。教师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波、新闻传播学院熊芳分别作了发言,他们表示能成为西法大教师队伍的一员深感光荣,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不断精进学问、精心育人,争做符合党和国家要求的好老师,为学生成才、学校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动员大会后,我校博士生导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明教授为2018年新进教职工做了师德师风的主题讲座。(供稿:人事处)
2018-10-105月8日下午,我校在长安校区校务楼第二会议室召开2025年教代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执委会主任郭武军出席,校党委副书记、执委会副主任张军政主持。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第六届教代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及建议的审查情况,审议通过了第六届教代会第四次会议优秀提案及提案先进单位,听取了校工会主席戴鲲对2025年工会工作要点的说明。 张军政对2024年6月以来教执委会和工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过去一年来,在校党委领导下,教执委会全体成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加强学校民主管理和工会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 他强调,2025年是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学校建设发展的关键一年,教执委会和工会要立足新起点,坚持聚焦思想引领、聚焦民主治理、聚焦服务赋能、聚焦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真正让工会成为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他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教执委会委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校党委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树牢规范意识,增强创新意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更强烈的担当,不断开创教执委会工作新局面,为我校教学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供稿:校工会 撰稿:韩惠于 审核:戴鲲)
5月7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于诚意楼五楼会议室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及科级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刘驰主持。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和《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刘驰领学了《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部分章节,传达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开展了警示教育。各党支部书记分别围绕学习内容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学院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强警示教育,深刻认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将 “严” 的基调贯穿学院教学、科研、管理全过程。要聚焦 “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目标,对照作风建设要求找差距、抓落实,特别是在教育教学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学生培养等工作中,坚决杜绝表面化、走过场现象,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会议还就学生培养方案修订、毕业生就业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撰稿:韩筱煜 审核:刘驰)
5月7日上午,学校在长安校区校务楼二楼报告厅举行报告会,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电子与信息学部副主任田锋教授作《智慧教育国内外现状与DeepSeek教研应用》专题辅导报告。会议由副校长孙昊亮主持。 田锋教授围绕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智慧教育发展现状、混合增强智慧教育创新实践、未来教育发展趋势开展深入讲解,结合高校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实际需求,通过丰富的案例分享,阐释了DeepSeek在文档处理、数据分析、教学辅助、学术研究等场景中的高效应用。 本次专题报告为学校深入探索智慧教育的发展趋势,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借鉴,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主动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将AI工具深度融入日常办公和教学科研,助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年轻干部素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全体学员、有关部门处科级干部,各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教务秘书和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供稿:党委组织部 撰稿:李月胤 审核:李君)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签约仪式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人权研究中心报告厅举行。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主任刘剑与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致辞,并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陕西知识产权局局长沈黎萍出席活动。签约仪式由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主持。 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主任刘剑与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建立合作机制,聚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和专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整合优势资源,共同打造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精品项目和精品课程,不断拓展培训的深度与广度,持续丰富培训的内容与形式,稳步推进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的可及性,切实提升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效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实现共同发展。 陕西知识产权法治研究院高级顾问马治国教授授课 签约仪式之后,由西北政法大学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联合主办,陕西知识产权法治研究院承办的“面向丝绸之路地理标志应用人才高级研修班”正式开班。通过本次培训,希望以地理标志人才培育为切入点,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和服务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应用实践与创新发展。 西安报业全媒体 彭峰 【西安发布】西北政法大学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https://xafbapp.xiancn.com/app/template/displayTemplate/news/newsDetail/51548/7119642.html?isShare=true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习近平 2022年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党中央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目的是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关于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我在很多场合已经提了要求。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讲了党中央对全会议题的考虑,强调制定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需要把握的重点问题。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我强调要以学习全会精神为重点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我强调开展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就是为了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特别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实际、带头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这次办的是专题研讨班,既然是研讨,我想在同大家一起研读全会决议的基础上,重点讲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强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全会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重分析研究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等等。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常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杀出一条血路也是要有理论指引的。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局面。 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新时代强军目标和战略,提出维护和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提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等,都是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出发,经过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深入思考提出来的,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2021年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全会决议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常说现在领导干部有个“本领恐慌”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理论论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由其产生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党就要以此来思考、谋划、推进发展工作,不要偏离,不要动摇。 总之,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前进,我们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问题: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古人说:“善为理者,举其纲,疏其网。”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这次全会决议,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强调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强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2021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考察。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大革命时期,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确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中心任务,领导人民兴起了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及时调整中心任务,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心任务,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党认识到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在这个中心任务指导下夺取了解放战争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变化,不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科学分析,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点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但却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重点抓住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新的特点。党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从各方面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特别是如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就会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是颠覆性的危害。比如,当年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第三个问题:重视战略策略问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 2020年10月19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战略策略,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强调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领导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强调进入新时代党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战略。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导,就是战略领导。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国土小人口少我国土大人口多、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系统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依靠力量和战略战术,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极大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讨论抗战胜利后党的发展前途时,毛泽东同志就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迅速调集2万干部和11万军队抢占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就达20人。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战略决断!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个战略决断对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小的方面有看不到的,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样的失误牵涉的是一点一事的问题,影响面不大,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在战略上出现了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将会很大。党在早期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战略上判断错了,看不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性,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付出了极大代价。所以,我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 古人说:“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要取得各方面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有战略谋划,有坚定斗志,还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 解放战争后期,党领导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个争取广大农民支持的战略举措,但怎样把它落到实践中执行,需要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土地改革工作开始有些乱,一些地方有些“左”,后来及时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第二种是日本投降至1947年8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第三种是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因群众尚未发动,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正是实行了有区别的正确的策略,整个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无论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党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真诚拥护和支持。 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党中央战略决策时应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策略,这是必须的。同时也要注意,大家提出的各种策略,有的可能是符合中央战略的,有的则可能是偏离中央战略的。这就要注意及时总结评估,偏离了的要赶紧调整。 第四个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2020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这是16日下午,习近平在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情况。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槌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决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第五个问题: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注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作了全面总结,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继续抓好落实。 对六中全会决议,不要觉得一看就懂,其实不然。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同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决议注重运用党史基本著作成果和党史界学术研究成熟成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表述。比如,完善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分期的表述,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个阶段界定为“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而第二个历史决议表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比如,明确将“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标志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比如,结合遵义会议具体组织安排和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增写了“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拓展了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概括和总结。比如,贯通“14年抗战”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修改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抗日战争“八年之久”的说法,将抗日战争起点确定为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全面回顾和总结党领导的14年抗战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比如,首次在历史决议中写入“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的观点。比如,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拓展为“十个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列为第一个“明确”;增加了第七个“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内容;第十个“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此外,第二个“明确”,增加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第三个“明确”增加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表述。对这些新论断新表述,要深入学习领会,以利于更好认识和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2020年8月18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省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合肥市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我历来重视党史的学习教育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先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座谈会和大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大会上发表讲话,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我着眼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件大事,提前就加强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进行思考和谋划,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勇担使命。2020年,我就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统筹起来进行考虑,多次提出要求。2021年2月,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主要讲了为什么学习党史、党史学什么、怎样学党史的问题。之后,我又多次对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地方考察70余次,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瞻仰对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有的是专程去瞻仰革命旧址和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都走到了。每到一地,我都是怀着崇敬之心,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党全国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党史、铭记党史,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真正坚定历史自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这样做,就一定能收到明显成效。 推动全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靠一次集中学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况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年轻干部的党史学习教育要不断进行下去。这次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时,我专门作了批示,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全党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要原原本本学习全会决议,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学懂弄通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学懂弄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要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推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带头学党史、经常学党史。要用好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继续把党史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必修课、常修课。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用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形成的良好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满腔热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